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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学问》

朗读者:方明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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