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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朗读者:姚科

  作者:臧克家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即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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