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到大学才有的
从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先生的履历中不难看出，他对中西方教育有着深入的观察。1961年，出生于潮州的郑国汉随母亲来到香港，随后在香港接受教育，1975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并于1977年及1980年分别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硕士及博士学位。2009年获委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2013年9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
2014年10月，香港非法“占中”事件期间，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成为了备受新闻关注的人物。那时，他担任主持人，主持了香港特区政府和学联代表对话。
一年多之后的一个下午，他在办公室中向我们回忆起了这件事。
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孙洪涛专访
记者：您出生在潮州，1961年跟母亲和妹妹一起来到了香港，九岁开始在香港接受教育。之后您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现在又担任岭南大学的校长，这段经历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郑国汉：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念大学。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很幸运进了一所圣公会的小学，叫基德小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时我希望把书念好，将来找一份比较安稳的相对不错的工作。小学的老师还说，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念大学。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远，能把中学念下来我就相当满意了。但这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成绩很不错，考了政府奖学金，然后也是进了一家圣公会的中学，叫拔萃男书院，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没进这个学校前，我们看到它的建筑、它的学生，有外国学生，也有在学校住宿舍的学生，所以我以为它是一个贵族学校，但入学之后我知道，它有贵族的一部分，也有平民的一部分。我们这些平民靠会考，有机会进去。我中学的时候也有起伏，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不是很勤奋，小学的我是非常勤奋的。我准备要去报大学的时候，就恢复了勤奋的状态，后来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又从中文大学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所以回头想来，我是相当努力的，虽然中间可能有一点起伏，我的目标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而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那么老远。
记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您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之后又在美国的大学做过助教，在美国经历了有十几年的时间。
郑国汉：十二年。
记者：那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再回到香港，进入香港的高校任教？
郑国汉：我去美国是念经济的，因为我在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是念经济，我一开始念工商管理，后来发现对经济更有兴趣，就改学经济，也相当勤奋。当时打算去念经济学博士，我以为会有兴趣到世界银行这些机构去工作，也没有想很多其他出路，没有想过会留在大学。但是，念了两年以后我到华盛顿去工作了一个暑期，我并不认为当时的工作很有挑战性，就是贷款给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做那个工作很沉闷，所以我就开始对世界银行这种工作兴趣不大了。当时在那边短期工作的有一个英国教授，他在英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就告诉我说，你不如去大学先干几年吧，干得可以就留下来，不行的话你还可以从大学到其他地方去，包括再回头看看世界银行这种工作。我听了他的建议，就去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我进去的时候是助理教授，五年后升副教授，一直干了十二年。
我当时没有想到回香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是中文大学毕业，我知道当时中文大学的研究氛围不是很好，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真的没有特别想回香港。
但是，1991、1992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否要永远留在原来那个地方？那地方是一个小城市，十万人口里面就有三万多学生，再加上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大学城。周末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其他华人的教授、华人的朋友一起，我看到有一些退休的老教授，他们子女也大了，不在身边，退休后生活里面的亮点可能就是某一个星期六跟大家一起吃个中餐。那我想，我退休以后是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开始想要离开，想去找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我刚开始说，等我换一个地方，做稳了再到香港科大来短期访问下，但是我朋友说，几年后我们请满人了，没有位置留给你。他说你不如来看看，不喜欢就不来，很简单。我说好，1992年3月份我就到香港科大来，看到环境非常漂亮，在山边，面对着海。最重要的是，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都是大学界的朋友，不少已经做出成绩，他们很多人都考虑回来。还有一个方面是跟回归有关系。我是香港人，但是很多人可能以前是台湾的、内地的。1997年以后，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有机会把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大学做成一个世界上水平比较高的大学。所以，三月份我回到香港面试，六月份我就回来了，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很有希望，也想一辈子里面有机会帮助创立一个新的大学，而且是有高水平的大学，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回来了。我的不少朋友都是因为这个理想回来的。
记者：1992年您回来参与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在那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您在美国有过读书和工作的经历，您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说对中西方的教育及校园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您觉得香港高校的氛围跟西方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郑国汉：美国的高校也有不同种类的。有一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像哈佛、斯坦福这些都是，但也有一些比较一般的大学。我求学和工作的地方，都是属于研究性大学，所以香港科技大学还没有出现之前，香港的大学无法跟它们比，因为它们基本上不能说是研究性大学。
有了科技大学后，其他大学跟着改，有更多学校更注重研究方面，而且在不停追赶。可以说让整个香港的大学起翻天覆地变化的最主要就是科技大学，因为科技大学开始的定位就是研究性大学。九十年代有科大以后，它做出成绩，其他大学也认为不改革的话，慢慢人家就不把你当回事，所以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在研究方面更加投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香港很多所大学应该都是蛮高水平的，香港也有四五家能排进全世界前一百名。所以我觉得从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二十年，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当然，我们的大学必须有不同的类型才可以满足社会的不同要求，就是有红花也有绿叶，不能大家都当红花没有绿叶了，也不能大家都是绿叶没有红花，大学之间也必须有分工。所以我们在香港看，中大、港大就是我们所谓全方位的大学，科技大学跟理工是比较偏科技方面的，当然城市大学也类似。浸会大学跟岭南大学基本上就是比较以本科为主的大学，还有一个教育大学，那是培训老师的一个基地。事实上我们是有不同的分工，跟世界各类的大学进行竞争，所以我觉得这十几年香港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记者：就像您说的，每个大学都有不同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气质。岭南大学在学校主页写到，要传承一种“岭南精神”，那您觉得什么是“岭南精神”？
郑国汉：我只是2013年才到岭南大学工作，所以还是依靠我们的校友，老的岭南人，把岭南精神传下来。岭南精神基本上就是包括这些方面：很热情、很忠诚，还有很坚毅，对做事方面坚持，同时思想比较开阔，能够接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以服务社会作为我们学生的抱负，这几个加起来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岭南精神。
岭南精神是我们岭南大学从1888年在广州创立的时候一直发展传承下来的，当时它叫格致书院，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学院，英文名叫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我们要构建一个老师跟学生共同学习、研究的社区。我们重视的是全人发展，要有责任感，有服务社会的心。所以你看我们校训，英文很简单Education for Service，中文把它翻译成“育英才，服务社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办学的目的。
记者：您觉得大学的教育应该提供给学生什么，通过大学的教育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郑国汉：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宗旨、目标。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培养一个毕业生最要紧的是培养他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有正能量的人，知识面比较广阔，能够独立思考，有更多的创意，对社会怀有一种责任感，懂得回馈、回报社会。至于怎么做，就是回到我们博雅教育的方法上面，有人认为博雅教育是目的，但我认为博雅教育是一种方法，这是全人发展的方法。
随着知识的扩展，我们慢慢在“文”的东西上加上“理”的东西，理的东西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这就是博雅教育的一个共同的基础，你的知识面必须包括这三方面：文科、理科、社会科学。但是，假如只有课程设计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只能叫通识教育，现在内地也谈博雅教育，他们谈的博雅教育就是通识教育。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美国做博雅教育是最好的，它们的教育除了知识面比较广阔以外，还有一个教育学的问题，方法的问题，所以它是小班教育，因为小班才有机会讨论，而不是大班，我一个人说，你们在下面就做笔记。小班可以多讨论、多启发、多想，去帮助学生自学，独立思考，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边也发展小班教育。还有就是，博雅学院很注重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运动，除了锻炼身体以外，也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团队精神。我们这边的设施不错，我希望学生能更多地利用，好好培养运动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要住在学校里面，跟其他同学一起住宿舍。宿舍就是学生的一个小社区，人与人交往，他们可以解决矛盾或是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组织一个活动，这些都是训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宿舍生活也是一种教育。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服务社会，我们这边叫citizen participation，就是公民参与，它本身包含一些基本的培训，几十个小时的服务。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加上我们校友的支持、社会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办博雅教育的方法、做法。
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达到我刚才谈到的目的，语言能力比较好，沟通能力比较强，有回报社会的心，还有一定的能力，知识面比较广，能够独立思考，能够不同角度看事情，也比较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可以尊重你我的差别，能够互相包容，这些都是我们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理想，不见得每个学生方方面面都能够做得到，但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记者：香港年轻人的发展一直非常受到大家关注，尤其在这几年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香港的年轻人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您怎么看现在香港年轻人存在的问题？
郑国汉：我自己感觉，现在香港这个情况下，青年人可能也有了很多特别的状况。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到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到大学才有的，在中小学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中学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出问题，可能更重要的是社会跟政治方面出的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人正在做研究，研究是否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了这些青年人的特定行为。
我觉得青年人如果是为追求理想、公义、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是值得鼓励的。问题是香港在民主方面没有很深厚的历史，所以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一些特质我们是没有的。民主社会是互相尊重，就算你的意见跟我是相反的，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我们是找一个平衡、协调，找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各种极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民主上并没有很多经验，很多人都认为他自己很懂民主，可能他根本就不懂，或者是没有历史比较长的民主国家的那种包容和理性，所以就比较容易走极端。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无论是年轻、年纪大的，认为我掌握了公义，而你又跟我意见不一样，那显然你就不在公义那方面，变成了我们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是一种谩骂。实际上这些都是违背了民主最基础的行为。
我们可以多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也不是光在香港出现，全世界都会出现，那是否跟现在信息流通的速度和模式有关系呢？比方说，在现在的互联网中，大家通过不同的社交工具跟不同的圈子交流，一个圈里的人同声同气，那肯定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外边不同意见就进不来，甚至是被排除了。连现在网上的搜索引擎，当你要找某一问题的时候，它会根据你以前看过什么文章，提供给你类似的文章，就像你上网都是看汽车，它就都把汽车广告给你看，不会给你其他广告。这种模式对推销商品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投其所好，但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就会导致你看不到不同的意见。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周围所有人都跟我一样，那我不是掌握了大众的主流意见吗？实际上不是，事实上现在各有各的山头，自我中心，跟外面没有交流。现在大家都比较自我，我认为公义就是公义，甚至进一步来说，因为我认为是公义的我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伤害其他人去达到我的公义。这是相当自私的，首先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你所谓的公义就是公义，然后你用你的公义去不守法，社会就乱了。
现在我们的确面临着这种情况，但是香港不是唯一面临这个问题的地方。我觉得有可能跟我们这一二十年信息交流的方式有关，那种要尽快找出一个答案的方式，对我们解决浮躁问题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是负面的。可能很多人对内地的情况并不太了解，但是内地不少负面的信息很快传到香港，甚至可能比在内地流传还要快。所以不能排除有部分年轻人就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令他们对内地有了一定的看法。
希望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要多看不同意见，因为毕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方是完美的，有好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内地网上好像也有一些很极端的思想，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记者：造成香港青年人的问题有很多原因，那您觉得从教育层面来说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郑国汉：现在的特首梁振英上任的时候，推出了一个上任政府已经安排好但没推出的东西，叫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一推出来，就引起了很多的疑虑，认为这是“洗脑”。大学生来到大学，他怎么想，大学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令大家有机会交换辩论，互相了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大学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不同的意见交流，不要自己关起门来。
“我是对的，你们跟我不一样，那你们就是错误的”，现在的确有这种倾向。但是大家要了解，并不是所有香港大学生都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比较极端的大学生，他们占的比例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可能更低，但是大部分学生都在勤奋念书，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发表意见，所以造成外界的错觉，认为所有学生都是如此。事实上不是的。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多交流，更要紧是要有开放的态度，包容不同的意见，互相尊重，大家讲道理、摆事实，不要把自己的眼遮住了，我不看这个，不看那个，事实上什么都要看才能全面理解。
现在香港有些年轻人对内地有抵触的情绪，解决的方法是让他们有机会多看看，自己看，有些东西看了以后就会发生改变。单纯依靠教育企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引起人家的猜疑，有负面的影响，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像父母跟子女之间，你叫他不要做这个事情，他就偏偏做这个事情。
记者：逆反心理。
郑国汉：对，逆反心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信息交流。岭南大学每年收进来六百多个本科生，我们每年都安排三百名到各地去实习，有三分之一是在香港，三分之一是在内地，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包括东南亚等地方。事实上，他只要多看几个地方，他的那种想象就会改变：想象中好的，事实上不见得那么好，想象中坏的，不见得肯定坏。所以我觉得最要紧是多交流，多给年轻人机会。
记者：您对香港年轻一代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郑国汉：老实说，年轻人都有这种成长的过程，现在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有一部分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轻狂，也可能很叛逆，甚至很激进，但是投入到社会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会改变，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我希望年轻人好好学习，多用开阔的眼界去看世界、看香港、看自己，然后努力地装备自己，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立足的基础，然后好好把事情做好。首先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自己当地社会、我们香港跟国家做出贡献。总之，做一个对社会有正面影响的人，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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