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人民大学林园7号楼27号单元，首先扑入眼帘的是一个裹满了胶布固定着的门铃。听说是因为按久了、按多了而坏的。
多少年来，谁也记不清有多少青年人一次又一次地摁响过这个门铃。经常是按了20几分钟，屋里却依然没有一点动静，直到再加上了敲门和呼唤，才有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出来开门。
房间里是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杂物的水泥地。从左到右并排摆着的睡床、茶几、沙发上都铺着一层洗得发白的布罩。床头有一台电脑，一台电视。书架上放着《年轻人必知的101个哲理》和《出发——与智慧同行》等多本书。
没有和儿女同住，也没有请保姆或小时工照顾起居，这间40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只有她一人。
这是一个被岁月剥夺了很多东西的老人，不到1米5的个子，深深的眼袋……
岁月的洗礼削弱了她的听力。她依靠助听器生活，但依然错过了很多声音。和人交谈的时候她总是把助听器伸到对方跟前， 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对方，耳眼并用，希望收集到对方说的每一句话。
几经的风霜花白了她几乎所有的头发，也迷糊了她的双眼。翻阅书报时她不得不戴上深度老花镜，有时甚至还要加上放大镜。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老人，面色红润有光，走路平稳麻利，视力不佳的双眼里透着坚定有力的目光……
她就是鲁风，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发起人和创建者之一，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2005年北京市健康老人。
鲁风今年已经85岁了，她的一生都在坚持……
坚持自我：气死了父亲，不容于家庭
“如果给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这么做！”
78年前，鲁风七岁，母亲的早早去世使她成了一个十足的“野丫头”：冬天穿着破旧不堪的棉衣，棉花直往外冒，鞋子破得脚趾头和脚后跟都露在外面。
那是该上学的年龄了，“眼瞅着别的孩子都能上学”，而鲁风却因为家里太穷，付不起学费而着急。
开始，鲁风自己找了个免费的平民学校半工半读。后来，父亲出于“教书挣钱，将来可以供弟弟念书”的打算，把她送入了正规女院。
鲁风本想在女院毕业后继续深造，但父亲不让。于是她偷偷地向同学的姐姐借了6块大洋，直奔开封女师（又称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就读。
父亲曾托人到学校找她回家，但鲁风用一句：“我的前途我自己拿主意！”回复了父亲。父亲盛怒之下断了鲁风的经济来源，一分钱也不再给她。但鲁风并没有被镇住，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屈服，靠学校的津贴和同学们的帮助，她在女师艰难地安定下来。
而与此同时，牵绊着她的还有另一条长藤。按照当地习俗，鲁风3岁便订了婚，男方后来进了成都黄埔军官学校。几次接触，鲁风发现双方在思想和价值观的取向方面差别实在太大，“面对一个手拿刻有‘蒋中正赠’匕首炫耀着的人，我怎么和他过一辈子？”
于是21岁的时候，憋不住的鲁风向男方写了一封解除婚约关系的信——“封建礼教吃人，吃人，吃人！但我不让你吃了！”
几年的求学在外，那时鲁风和家里的联系已经很少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解约信去后不久，伯父来信告知了她一个噩耗：“你的父亲被你气得吐血而死！”
为此，鲁风更是不能被家里人原谅和接纳了，哥哥来信正式和她断绝了一切关系。
这么多年来，说起父亲，想到父亲抚养自己的不易，鲁风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但是，我无悔！”她缓慢却坚定地说，“我是对不住父亲，我是应该孝敬父亲，但孝敬不等于盲从！”
坚持求学：受益陶行知，身体力行之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求学于陶行知门下，接受了陶学的种子。”
气死了父亲，不容于家庭以后，走投无路的鲁风经朋友介绍，由贵阳来到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继续求学。
在那里，鲁风结识了陶行知先生——“值得一辈子感恩、敬仰和学习的人”。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事迹很多，鲁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天早饭时间陶行知去饭厅视察，发现桌子上有人掉了一粒黄豆。他二话没说，把黄豆捡起来就吃掉了。在之后的早会上，陶先生先是向同学们分析了黄豆的营养价值，接着又说了黄豆的精神价值——它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陶行知先生教育同学们要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要珍惜劳动成果。
“我是含着泪听他讲完的”，鲁风回忆说，“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陶先生乞讨行学，艰难办校，他那种节俭的品德、对教育的奉献精神带给我的是心灵上的震撼。”
所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鲁风至今没有忘记陶行知的教导，行知思想已经在那几年里深深渗透到了她的骨髓。时刻，她都在身体力行着——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鲁风遵循陶行知的教导，女扮男装去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在革命中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风被分配到北方大学任教，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让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坚持下乡参与土改，向农民读报宣讲。
鲁风每次都把蒸饭后锅里的水都倒在热水瓶里，当作晚上的洗脚水。一个馒头一顿吃不完，就连续吃好几顿。
几年来，她一直用自己的离休工资捐助着农村的失学女孩……
鲁风说她像是登上了一条船，“在船上看见江面和沿河的风景美不胜收，便再也下不来了。”这条船就是行知思想。
坚持办学：自己还不够，发动更多人
“真正的教育家太少了。……而一个孩子的发展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
2001年4月1日，随着北京首个高校陶行知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鲁风开心地笑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鲁风退休后参加了《陶行知全集》第十卷分卷的编辑工作。在整理陶行知留下的五十四本笔记本和备忘录时，当看到陶行知写道“从今天起，我每一天要为5个孩子的给养而奋斗！”时，鲁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又看到了前元庄村支书应用行知思想领导村民办学致富的案例，鲁风更是坐不住了，“行知思想光一个人坚持和实践是不够的，它需要普及，需要更多人的坚持。”
“我天天在学陶学，却不付出更多的实践，这能成吗？”于是，当时75岁的鲁风便萌生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陶研会的想法。
她立刻拨电话给时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的方明先生，火速通知了法学院几名同事、新闻系两名学生、人大附中和附幼几位老师，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就是陶研会的雏形了。
陶研会的开展是从宣传开始的，用自己的离休工资买书送书是鲁风“惯用”的手法。这些年来从她手里送交出去的书不计其数，便民市场的售货员，林园里的理发师，澡堂的员工都曾经被她“馈赠”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一品大百姓——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书还曾因鲁风4次批量购买而宣告断货。
陶研会开始时成员几乎都是老年人，身为组长的鲁风考虑到老年人精力和活力不足，决心要逐步实现“组织年青化”。她找大学生志愿者到家里谈心，鼓励他们加入陶研会。
她抓住一切机会向学生们介绍生活教育的思想。在一次谈话中，一个塑料脸盆不小心被学生弄破了，她当下拿来胶布将之补好，并且说道：“生活就是这样，哪里有问题就要在哪里解决，来不得半点拖延和耽误。”
下乡支农支教是陶研会的基本活动。鲁风掰着手指细数曾去过的地方：河北、山西、陕西……
她最近一次下乡是05年十一期间。本来她是想用这个假期与老同事聚一聚的，可是一听说有支教行动，她立刻打电话推掉了第二天的聚会，开始为下乡做准备。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担心鲁风的身体状况，大家都劝她不要再下乡了，她也遗憾地表示“去得越来越少了”。但“志愿者每一次下乡，我就像‘陪嫁女’一样，替他们搜集资料、准备接送工作、提供经验。”鲁风一边说，一边翻着桌上成堆的支教照片。
鲁风现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整理陶研会的资料，重温《陶行知全集》。儿子担心鲁风的身体，曾劝她不要做了，并想把她接到家里去一起住，但她拒绝了，“家啊，我也看重，但我心中这个家，不是小家，而是大家，我要为大众做点事情。”
同时，她也不希望成为儿子的负担。她认为的身体状况很好，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处处照顾你，久而久之，你就什么事都依赖别人了。”
“就这儿！——”鲁风微微一笑，右手直指心口，“这儿好了，一切都好。心理年轻，人就会年轻。”
85岁的鲁风，一生从未停止过脚步。眼下，她又准备启程去河南了，带着陶学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