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82年）。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Dee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父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五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读高中时，就开始学习梵文，十六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连后来学的，“通”十五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词典，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才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人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石》英译，25岁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兴趣太广泛这“毛病”也早就显明。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我个人觉得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并无特色，在东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唯一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是1943——1945为荷兰流亡政府任住重庆使馆一秘时，当时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鱼得水。此后他两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国文物的目的，也是高兴日子。高罗佩虽然1967年57岁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

　　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近世佛学史补缺之著；曾学围棋，未知最终达到的段位；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五百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教洋人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一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很有自知之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君子求淑女：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

　　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其时1949年，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险，危及战后敏感的社会关系。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这是高罗佩一生唯一赚钱的一套书，其余均是赔本），只能再接再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欲罢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