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9日生，广西桂林市灌阳且人，1977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在该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批评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1988年7月毕业分到暨南大学工作，曾任《暨南大学学报》副主编、主编，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现为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系教育部2001－2005年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以及《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等杂志编委。曾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出版著作9部，荣获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并被评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
我读研那一年，蒋述卓教授应母校广西师大之邀回来给同学们作学术报告。那是我第一闪见到他，虽然他的名字已作为一面自豪的旗帜在校园里飘扬。在逸夫教学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他和暨南大学的副校长饶凡子给我们讲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我坐在其中，正对着蒋教授，从他沉稳、殷实的讲授中，我接触了一个更为豁阔的世界。那是1996年的春天。
五年后，在暨南大学校园里，蒋教授迎接我，用的是虽离开桂林仍夹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于是，我又像当年一样，坐到了他的正对面，接受他作为一位学者、长者及校级领导对我的影响。
在心与地的距离中丈量
从广西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1985年9月，蒋述卓考取了华东师大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学术品格影响着他对学术、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其中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至今贯彻到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中。“点检今天的研究成果，我自心底感激元化师。他给我作的学术答疑常常令我豁然开悟，视野顿觉开阔。”在王先生的推荐下，他转益多师，如向冯契先生请教魏晋玄学，向苏渊雷、叶笑雪先生请教佛学，向顾延龙先生请教训诂学与目录学，向蒋孔阳先生请教西方美学……博采众家之长，他以优秀的论文《佛经传译与中文学思潮》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开始了他的学者事业。
这种事业的开始，是在广州。由于家庭的因素，他放弃了留在上海，来到了这个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商业大都市。众所调知，做学问是需要信息交流、文化氛围的，广州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商业信息、经济氛围，一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学者来到这里，不会有站在马路边欲过又止的无所适从吗？“当初也没想太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学问在心中，到哪里都可以做。再说，广州毕竟是个开放城市，不少文化变革的先驱者都是岭南人。”或许多年来对佛教潜心研究的缘故，蒋教授形成了一咱以豁达的心态看事物的定势，凡事都有利有弊，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好之。今天他说起广州，已怀有不亚于故乡的感情，因为这是他事业的源发地，他在这里克服了种种困难，也在这里创造了可喜的成就。
“我相信到哪个城市，开始都是艰苦的。有环境的艰苦，有人际的艰苦，一切都要个人努力去克服、理顺。”比起家乡桂林的山青水秀，气爽神清，广州的繁华喧嚣，空气的污染，四季的暧味，都令蒋教授难以适应。但是，当他一沉浸到自己的事业里，这些外部条件就统统被忽略掉了。刚到暨南大学，一家四口只分到一套靠马路边的小房子，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书房也是杂物房。“那时还颇有阿Q精神，称这小书房为‘心远斋’，里面除了我的一张书桌外，还有我的书，再就是妻子摆放的杂物。常常写到一半，妻子就钻进来，叫我让开，她要拿东西。窗户是不能打开的，一旦打开，车声人声就会汹涌而至。其实人的精神集中了，也就会不闻不问那些干扰。那几年每晚在‘心远斋’苦读苦写，近百万字的学术论文，后来都结集成册了。那段日子心境宁静，因为远离了烦嚣，完全进入了一个内部世界。”回忆那些困窘的日子，蒋教授已感受到昔日在校园里被潜移默化的学者的淡定。“心远地自偏”，陶渊明寻找的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世界，就在蒋教授的学术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一切经过他的审美而被接纳。“任何时候，却要有这样的心胸，就是笑对人生，为自己的生活添些幽默，这样会过得比较忘情。”正是这样的审美使他闻到妻子放在书房里的笋干而想起家乡弯弯的翠竹，闻到挂在头顶上的咸鱼而想起无边湛蓝的大海。
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蒋教授一直秉承这样的心胸：“刚到一个陌生的单位，难免会遭受一些排挤和冷遇，但只要自己有真才实学，能真诚待人，无愧于心，总会有人赏识的。”在学校文学院教了一段书后蒋教授被派到学报当编辑，这是一份比较清闲和纯粹的工作，他没有任何怨言，还趁机写了不少论文，。
躲避不利因素对自己的影响，利用有利因素努力把工作做好，这就是蒋教授的经验对我的启示。
在学与仕之间隙里递进
“学而优则仕”，这是自古以来的一种程序。在蒋教授看来，学与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并非仅仅是因果关系，还是一种递进关系。身为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学者身份。“担任行政职务只是一种经历，一种别样的尝试和锻炼，其实在高校当官与在社会上当官是有区别的。在高校官当得越大越需要学术权威来支撑，越要在学术上有更多的建树。所以，我的职务对我的学术是一种激励。当然时间和精力会有分剥，但汪会因此而将学问束之高阁，反而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作为高校主管党务工作的领导，他有着平易谦逊的作风，处理事务条理而从容。他的一位学生向我透露，有一次学校分房子，有的职工因为一时想不开而深夜到他家吵闹，他很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以理服人，这一直是他作为一名学者校长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诀窍，“放手让分管的同志去做。这样既可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也可为自己多争取些看书的时间。”学者的身份使他避免了官僚作风，这与其说是“偷懒”，不如说是宽容使然。
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处理完繁杂的公务，蒋教授都有自己铁定的读书写作时间。他宁可牺牲自己的休息娱乐，也不耽误自己的学术事业。从1997年到2000年，他出版了5本专著，其中《在文化的观照下》被收入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被收入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宗教艺术论》获“中国大学出版协会学术著作”二等奖以及广东省“第六届优秀图书”三等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散见于《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比较文学》、《东方丛刊》、《文艺报》等刊物，其中《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收入中国博士硕士文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获“广东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他个人承担了五项科研项目，其中有三项为国家项目。
“不刻意做官而要做刻意的官”，这是蒋教授为官的准则。他除了在校担任领导职务外，在社会上还兼有领导职务。他珍惜第一种职务的给予，因为它们代表一种信任和职责，他都努力去做好。在不刻意和刻意之间，他履行着自己为官的准则。
当我翻阅着蒋教授的著作时，这位学者校长不禁令我敬佩。在跟他交谈中，他是那样普普通通，让我学浑然以为他是在异乡遇见的一位校友。
在教与学的台阶间检验
出专著，做论文，承担科研项目，处理学校事务，都在分割着蒋教授的时间。但占他时间最多的要数他的学生。他从教10年多，已带了13位博士生和17位硕士生。
谈到他的学生，他一脸的自豪。他觉得一个优秀的学生如同老师一部优秀的作品，总离不开老师的学养和人格的影响，因为教与学是相长的，学生的进步也代表着老师的进步。他通过教学在检验自己的为人。一直受益于师恩的蒋教授在倾其所有，传道授业解惑。他说：“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工作，几年下来，学生掌握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学会了去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彼此都有好处，我也从不同特点的学生身上学到一些新鲜的东西。”由于他指导的中国文学批评，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学生选题的自由度大，他的工作量明显增加。他常常跟着学生的课题去研究。学生报题后，他就大量地阅读书籍，做一些了解。这就是他每指导完一个学生都感到有收获的原因。
蒋教授经常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分给学生承担，让他们得到锻炼。每一年，他的学生都有人拿到省级奖学金，都有一些论文在高档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一位博士生曾获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多次获南粤优秀研究生奖，今年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他的学生对我说：“蒋老师指导学生松中有紧，招收学生生源开放，不局限于本专业，可是学术上却规范，把自己的学术话语，尤其是把学术方法灌输给学生，在生活上对学生像朋友一样宽松，可在课堂上就是严师了。广州的学生出去兼职的特别多，他不大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即使经济上有困难，也应该找与学问相关的工作来做，如写稿挣钱，就是最理想的“兼职”。
除学生外，他还注意培养青年教师。他承担的“211工程”二级项目，在人员上已形成较好的梯队。他通过科研带动中、青年教师，在他的带动下，文艺学已成为省级重点学科，其成果比较显著。
从一位普通的青年到成为一名教授、一名高校的副校长，他一直在接受着为人师表的理念，也一直在实践着这种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