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宁波文艺》副主编赵林泉的不幸病逝勾起我绵绵的追思，脑海中反反复复萦回着赵老师的形象，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他那不紧不慢带着浓厚山东口音的宁波话……赵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人，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文联和市文化馆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赵老师是文联唯一的专职干部，又是文化馆唯一的创作辅导老师，当初受赵老师指导的业余作者有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那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文艺是重灾区，然而我们这个文学小圈子，由于赵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大家却和谐相处，犹如世外桃源。赵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在他身上有山东人的厚道耿直，又有南方人的细腻善感。他对作者的关心不仅仅是在创作上，更多的是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他本人不仅仅是言传，更多的是身教。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暴来了。赵老师在解放前就读山东济南的华东大学，和所有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有所谓的出身问题，我是在文革初期看大字报后才知道，说他反动阶级立场不改，居然培养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天啊，对党忠心耿耿的赵老师居然出身反动阶级，而这个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正是我。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认识赵老师的。那时我初中毕业，因出身不好待业在家，喜欢文艺的我在文化馆办的油印刊物上投稿，得到了赵老师的帮助，其中一个小戏，他帮我修改并向当时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东海》推荐（此小戏也得到苏立声老师的帮助），结果居然发表了，这使我创作信心大增。后来他又推荐我到市戏曲训练班甬剧班当编剧，从此我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面对这张在赵林泉名字上打上大红叉的大字报，我又惊又怕。处事谨慎的赵老师难道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可能，那时连发表一篇豆腐干文章也要填个人履历，可赵老师在我面前从来不提不问，当大字报上街后他见到我也绕道而走闭口不谈。更令人感动的是，文革后期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我向他为我的出身而遭受牵累表示歉意时，他竟连连摆手，说是他的问题牵累了我，他要我相信党的政策，写出更多好作品。他自己打了多次入党报告，党组织也终于在1983年为他敞开了大门。

　　其实，受赵老师帮助的远远不止我一个。去年，一位从外系统调入文化部门的领导，上任不久就约我去拜访赵老师，其实赵老师仅仅在他年轻时帮他修改发表过两篇作品，为什么时隔几十年还记得一位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人？他说当初自已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赵老师热情待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想去看看他。文革前，市郊有个姓励的青年因“言论不当”冒犯领导失学在家，是赵老师发现了他的文艺才能，帮助他编写演唱作品下乡演出，使他重新拾起希望。两年后他参军入伍，在部队从搞俱乐部开始，进步很快，如今已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队高级干部。

　　在与同事相处中，赵老师总是见利就让，在《宁波文艺》工作期间，他两次主动将工资提升名额让给同事。后来领导要将他从副主编提为主编，他考虑到可能要挫伤另一个副主编的积极性，又主动向领导要求取消对自已的任命。难怪当我将赵老师病逝的噩耗告诉如今已在外地成为著名学者的那位同事时，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像赵老师这样的好人，世上真不多啊！

　　赵老师有大学文化程度，解放初曾任市机关学校语文教研组长，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完全有条件自已创作，可他却把全部精力扑在辅导培养业余作者身上，对大家的作品总是热情鼓励，悉心指导，在当时形势下，他将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巧妙结合，使一些业余作者既学到了写作本领，又免受了那时的极左思潮伤害。这些特殊的创作经历是当今一些文学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赵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业余作者，不论你地位高低、作品发表多少，他都能记得住你的名字及概况，即使是在他晚年记忆力严重衰退的时候，也念念不忘。但他却希望大家忘了他，他是一个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不愿麻烦人的人，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甚至谢绝亲友去探望他。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分钟，我赶到医院去与他告别，他儿子凑在他耳边说“爸爸，王叔叔来看你了，你知道的话眨一下眼。”然而他竟眨不动了……（文/王信厚）